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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因何败落--工业文明的胜利

1792年，英国国王以为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派出了包括随行人员在内近700人的使团前往中国，经过10个月的航行，于1793年到达中国。使团出使的目的，是希望与中国建立平等的贸易关系，改善贸易的政策与条件，从而扩大两国之间的贸易。

乾隆皇帝对贸易却没有什么兴趣，他始终以为这不过是一次蛮夷小国的朝贡。礼品一概笑纳，否则不近人情；回赠必然更丰，以显我大国气度。至于贸易，小国实在没有我天朝需要的物产－－这也是事实。尽管四十年后，英国人船坚炮利强行打开了中国国门，令乾隆皇帝看上去显得那样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可是站在贸易的角度，就算到1840年，英国人也的确没有任何一种正常的商品可以引起中国人的兴趣。唯一能够打开中国国门的商品，现代世界把它归为毒品，全球抵制禁止。那就是鸦片。

皇帝的傲慢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对于这次外交活动，唯一引起他兴趣的，是使团带来的礼品，甚至颇为期待，毕竟，他从小就对西洋钟表之类西洋的新奇事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在长长的礼品清单中有一项，一直被人们忽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几乎不被提及，但他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恐怕要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的礼品。那就是英国威治伍德瓷器。威治伍德瓷器的创始人约西亚·威治伍德，于1759年创办瓷厂，几十年的努力，使得英国瓷器在欧洲声名大震。是他第一个将自己的名字印在每一件瓷器上最后成为商标，一直延续至今。这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个人品牌。威治伍德自信自己的产品已经可以与中国瓷器一较高下，于是抓住这次难得甚至唯一的机会，希望将英国陶瓷的商业版图，拓展到亚洲。

英国人对此也深信不疑。团长马嘎尔尼写道：“他们对我们的德比瓷器或瓦利雅密座钟上的装饰瓷器的精美与雅致表现出无法掩饰的喜爱。”但这显然是单方面的看法，如果仅仅凭借这一描述就认为英国瓷器已然超过中国瓷器，无疑是过于天真了。

对于英国瓷器而言，他诞生之日，刚好是工业革命发动之时，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瓷业迅猛发展并将引领世界瓷业的新方向：工业化。但当时，工业化程度还很有限，甚至很大一部分仍需要依赖手工完成。

反观中国瓷业的生产，表面上虽则完全依赖手工，但高度发达的工艺体系，在本质上，也是分工扩大的结果。分工细化的程度，即使放在今天，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人类最早的生产流水线，完备的程度令今天的很多企业都远远不及。这条流水线与工业时代相比，所缺的，只是蒸汽机这样不竭、高效而巨大的动力。但这恰恰是进入工业文明的门槛。

这颇具历史的讽刺。数百年前，景德镇制瓷业跨过优质青花瓷这道门槛，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把所有对手远远的甩在了身后。数百年后似乎历史再度重演，只不过，这次被挡在门外的，成了景德镇。

表面上，此时中国陶瓷无论从技术上还是品质上，仍不落下风，但其背后却有着本质的区别：欧洲陶瓷处于工业化陶瓷的起步阶段，而中国陶瓷已然到达人类手工工艺的顶峰。工业文明全面打败手工文明，尚需时日，特别是在陶瓷领域还任重道远。不过，最初的差异已然显现，之后的道路也已注定。仿佛一场爬山的接力赛，我们已尽全力达到可能的最高处，而西方人顺势接过赛棒，精力充沛，奋力向前。两者在产品市场上此销彼长，之间的差距也越拉越大，失败的结局不可避免，剩下的，不过是时间问题。

事实上，景德镇制瓷业的衰败，最根本的原因，乃是工业文明打败手工业文明。只是这一过程在上个世纪的百年间，在景德镇重演了两次。

第一次是民国时期，洋瓷入侵，景德镇瓷业失去了最后一块本土市场（海外市场在清代中后期就逐渐丧失，皇家的定单也大大减少，以至于同治大婚瓷烧造之前，官窑已停烧数十年）。此后战乱频仍，瓷业凋敝，到1949年时，仍在免力烧造的瓷窑，仅剩8座。

这个过程本应会将景德镇制瓷业彻底击垮，却因为新中国的成立给了景德镇制瓷业一个新的机会。事实上，1949年之后，洋瓷对中国的入侵强行中断，国内的市场重新回到了景德镇手中。于是景德镇得到了一个长达几十年的新机会，重获生机。

但随着八十年代的开放，其他陶瓷产区工业化的迅速崛起，这一次，景德镇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败给了国内的同行。九十年代之后，景德镇十大瓷厂的解体，标志着工业化转型的失败。景德镇的败落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