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剑桥镇、牛津镇虽人口不足10万，但只要提及这两个地方，大家就会联想到那里颇负盛名的大学。像这样特色鲜明的中小城市，其实世界上并不多见。要在日本的城市中举个例子的话，热海应该算是一个。热海是个居民只有5万人左右的城市，却因为温泉而在日本国内人...
剑桥镇、牛津镇虽人口不足10万，但只要提及这两个地方，大家就会联想到那里颇负盛名的大学。像这样特色鲜明的中小城市，其实世界上并不多见。
要在日本的城市中举个例子的话，热海应该算是一个。热海是个居民只有5万人左右的城市，却因为温泉而在日本国内人尽皆知。
要拿中国的城市举个例子的话，比方说曲阜，只要提到名字，大家都会立即想到那是孔子故里。遗憾的是，这种反应也只限于中国国内。
又比方说提到敦煌，大家都会想到古籍经书，以及千佛洞中的壁画。和曲阜相比，敦煌的国际知名度要高得多。
能和敦煌平起平坐，世界闻名的中国小镇还有一座，那就是景德镇。
丝绸和瓷器早已成为中国的象征，并且为世人所熟知。
丝绸历史悠久，殷代的甲骨文中就已出现了“絲”字。从殷朝灭亡的时间（约前1046）推算下来，丝绸的历史至少也在3000年以上。
有一种说法称，希腊语和罗马语中对应的“中国人”这个单词，词源也来自于“丝绸”，意思是“制造丝绸的人”。英语中的“silk”一词，也肯定和“丝绸”一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吧。
大多数人都知道英文中的“China”一词和中国历史上的秦朝有很大关系。
秦统一全国之后，王朝寿命只持续了不到20年，但实际上在其称霸之前的数百年间，国力都十分强盛。
亚历山大大帝占领中亚城市索格迪亚纳的时候，正值秦惠文王当政，距秦一统天下还要再等百年，但秦国已然是战国七雄当中最强大的国家。
惠文王推行合纵连横，使其余六国疲于周旋。张仪和苏秦两人是合纵连横的主要策划者，也是秦国当时的重要谋士，他们与亚历山大大帝是同时代的人。
于是，丝绸就随着东方大国秦国的大名，一起传到了当时的商业城市索格迪亚纳，成为了中国的代称。
索格迪亚纳位于亚欧大陆正中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他们十分重视商业的发展
丝绸变为中国的通称之后，西方人又开始用中国的国名“China”来指代陶瓷。丝绸和陶瓷的分量，从这两个译名中就可见一斑。
在中国，丝绸并没有特定的代表性产地。
四川作为丝绸产地很是出名，那里生产出的丝绸被称为“蜀锦”。四川的成都也有个“锦官城”的别名，是因为掌管丝织品的官员曾驻守在成都。
但同时，以苏州、杭州等产丝地为首，有名的丝绸产地亦遍布中国各地，四川在其中并不能说是最突出的。蜀锦真正出名是在西汉以后，按公历算的话已经是公元后的事情了。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蜀地织锦护臂
在这之前，中国主要的丝绸产地集中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北方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产地才慢慢向南方移动。从税收数来看，到了宋代的时候，南方的丝绸税收开始超过北方，实现了逆转。
究其原因，有专家认为南方的水土更适合桑树的种植，随着原料分布的变化，丝绸的主要产地也就跟着南迁了。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很能明白为什么丝绸没有所谓的代表性产地了。
四川别名“蜀”，有人将这个字解为蚕在茧中。但这也不能代表蜀地就是丝绸的原产地。
相较丝绸而言，瓷器的具体产地比较容易确定。各个地方的陶土各有其特征，各地瓷窑的结构和使用的技术也不尽相同。能够做到驰名中外，尚需要具备大量生产的能力。
繁荣时期的景德镇曾向国外大量输出陶瓷， 景德镇这个地名就渐渐和陶瓷捆绑在了一起。
北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8）设镇，景德镇这个地名就诞生了。
但这只是给镇的命名，镇本身存在的历史更为久远。因为位置在昌水之南，所以也曾被称为昌南，或者陶阳，但并不出名。
北宋时期最出名的是北方的磁州窑，当时的“磁器”就是指烧磁，磁州窑也就是如今的河北省磁县彰城镇的窑。
当时能和磁州窑分庭抗礼的，大概只有浙江省内的越州窑。被誉为中国茶圣的陆羽曾在《茶经》（760年著）中断言，最适合用来品茶的就是越州的青瓷。
五代越窑莲花式托盏
《茶经》成书之时，景德镇这个地名还未诞生，但书中继越州之后，按顺序罗列了鼎州、婺州、岳州、寿州、洪州等地的瓷器，景德镇所在的饶州也未见其名。
景德镇曾出土过唐朝的瓷窑旧址，说明此地确实从事过瓷器的烧制。但并未入茶圣陆羽的法眼，可见当时此地的产品并不十分上乘。
从瓷窑旧址中出土的陶片来看，有专家认为景德镇曾大力模仿过越州窑和岳州窑的产品。这模仿正是学习的过程，而学习则最终能提升能力。
越州窑遗址位于现在的浙江省绍兴市附近。唐朝灭亡，到宋朝再次建立统一的稳定政权之间有大约70年的乱世，这段分裂时期现在我们称为五代十国（907—979）。
当时的浙江地区处在钱氏家族建立的吴越政权的管辖之下，越州窑处于当权者的大力庇护与扶持之下，在那个时代迎来了越州窑的黄金期。
扶持的目的当然是振兴产业，因为这关系着钱氏的兴亡，可谓十分认真。越州窑从金银雕刻工艺中获得启发，创造了浮雕技术，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但在987年，随着吴越灭亡，越州窑也迅速地衰落了。
我们在这里学到的第一个教训是，被过分保护的产业，在失去了赞助人之后，就会十分迅速地衰败。
一直处在线外的乡下窑景德镇，通过坚持学习与模仿开始显现出效果。
越州窑是通过在瓷器上雕刻花样而一举成名的，景德镇当然也模仿了这种技法。
但陆羽称赞越州窑为天下第一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其独特的青色。越州的青釉药也很入眼，再配上陶土自带的纯粹颜色，越州窑瓷器烧窑后的色彩堪称“秘色”。
日文中“秘色”一词有着专门的发音，念作“hisoku”，在平安时代是天子专用的瓷器品种，《源氏物语》中也留有和秘色相关的记述。
唐越窑秘色瓷八棱净水瓶
陆羽是最早推举青色和茶汤的颜色相得益彰的，他认为茶器若是白色，就会衬得茶汤过红；若是黄色，就会衬得茶汤过紫；若是褐色，就会衬得茶汤过黑。
景德镇的陶土是白色的，虽然这是景德镇瓷器的最大优势，但白色会将茶汤颜色衬得过红。
在不失去白色这种优点的情况下，能施上一层青色的，就是使用透明的青色釉。器面上雕花下陷处会留住釉药，这些部分也就显得比其他部分的青色更深一些。
景德镇出产高岭土，这种白色的瓷土耐高温且可塑性极强，因此制作出的陶胎在削薄之后再雕刻就能彰显青色。
这种瓷器称为“影青”，风靡一时，并且大量出口，景德镇荣登国际舞台也是在开发出影青之后。
宋景德镇窑青白釉双鱼碗
影青的制作工艺中有削薄这一道工序，要把陶土削薄，十分费工。景德镇窑场在订单大量涌入之后，似乎有些忘乎所以，开始在削薄工艺上偷工减料。
不久之后，景德镇陶瓷就失去了口碑，为新兴的龙泉窑所代替。
第二个教训，正确发挥自己的优势可以获得荣耀（景德镇瓷的优势就是白和薄），但要想守住成功，就必须维持品质。
龙泉窑兴盛于南宋，也就是12世纪以后。
北宋未能抵御金的侵略，失守都城开封，于是在1127年，南宋王朝开始了它的历史，将临时首都设在了杭州。
从北方逃难而来的陶工们将北方青瓷的技术方法，也就是多次施釉技术带到了南方。
宋龙泉窑青瓷莲瓣碗
没落的越州窑陶工们就是为了让越州窑技术在浙江的腹地龙泉重放光彩，才做了许多的努力。
第三个教训，受到外部刺激会促人进步。景德镇受越州窑的雕花技术刺激，龙泉窑受北方的施釉法刺激。
坏了名声的景德镇再也接不到订单，与之相反，龙泉窑的生意则是一片兴隆。
由于两地相隔并不很远，丢了工作的景德镇陶工们大概很大部分迁徙到了龙泉。
这时候的龙泉因为订单大量上门，差一点重蹈覆辙，踏上了景德镇偷工减料的老路。
上好的釉药的调制方法十分复杂，因此制作量也有限。为了应对大量的订单，就不得不批量制作釉药。大批量制作出的釉药的缺点就在于烧出的青色没有深度。
为了分散大家对瓷器颜色的注意力，龙泉窑创造了“贴花文”的工艺，这种工艺在日本被称为“浮牡丹”。
元龙泉窑青釉露胎贴云龙纹大盘
陶工们做出牡丹花和叶子形状的模子，压制出大量的形状一样的花样，贴在陶胎表面。
这个想法大概是从国外，特别是西亚地区的审美中得到的灵感吧。
第四个教训告诉我们，如果碰到困难，那就得想办法解决它。
南宋时景德镇停滞不前，面对龙泉窑的发展也只能望尘莫及。但在南宋灭亡、元朝建立之后，终于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其重振旗鼓的原因，还在它白色的陶土上。
从古时开始，人们就会使用竹篦等工具在陶器上印花，而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出现了在陶器上雕花的工艺。但到元朝为止的很长时间内，都没有人想到直接在器皿上作画来对其进行装饰。
世界性的大国元从西亚带回来氧化钴颜料，钴颜料在日本被称为吴须，在中国则被称为回青。
使用这种优质的颜料，可以在白色器皿上绘出色彩斑斓的图案，便诞生出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青花瓷。
元景德镇窑青花缠枝牡丹纹罐
通过青色渲染白色，之后又发明了使用红色或其他颜色颜料突出白色。继青花瓷之后出现釉里红等多种瓷器种类，景德镇也因此声名大躁。
明景德镇窑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碗
元朝疆域十分广阔，国境内各种物资的交换也就成为可能。为景德镇带来新的生机的，便是景德镇的白陶搭配这种出色的颜料。
陶土的白色和颜料的青色确实配合得十分完美，因此青花瓷一经问世就受到了世人的极大追捧。
不久之后回青的出现，似乎告诉我们的是“有福不用忙”这个道理。但如果真的不做任何努力，只想着机会从天而降的话，即使是将回青放在我们的眼前，估计我们也不会发现它。
正是由于陶工们毫不懈怠，不断地思考如何创新，才最终促成了与回青命运般的邂逅吧，所以说不劳是无获的。
本文内容摘选自陈舜臣随笔集：《逆旅主人》，图片均来源网络
《逆旅主人》
[日] 陈舜臣 著
定价：48.00
中国画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