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牌坊街颐陶轩潮州窑博物馆里，展示着近百件近现代以来潮州本土生产的手拉朱泥壶，反映着各个年代潮州人所用茶壶的不同特征和社会审美标准。馆长李炳炎向我们讲述了潮州手拉朱泥壶源远流长的发展史…… 红泥火炉，举杯品茗。潮人尚饮茶，不仅对茶叶讲究，...
在牌坊街颐陶轩潮州窑博物馆里，展示着近百件近现代以来潮州本土生产的手拉朱泥壶，反映着各个年代潮州人所用茶壶的不同特征和社会审美标准。馆长李炳炎向我们讲述了潮州手拉朱泥壶源远流长的发展史……
红泥火炉，举杯品茗。潮人尚饮茶，不仅对茶叶讲究，茶壶也讲究，潮州手拉朱泥壶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清时期。“现清宫旧藏的潮州朱泥小圆壶，其中一把底钤单方框‘乾隆年制’四字篆书印章款，另一把器底钤有‘嘉庆年制’四字楷书印款，这也是现存最早、最为外界所认可的潮州朱泥壶。”李炳炎介绍，清中后期，潮州朱泥壶因工夫茶盛行，成为民众生活必需品，加之其独特的成型工艺，洋瓷茶具并不能完全取代朱泥壶的地位。相反，本地和外销市场的需求促使陶瓷作坊进行大规模生产，催生出一批专业的制壶作坊。枫溪吴英武的“源兴号”及枫溪西塘章大得的“安顺号”便是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朱泥壶生产作坊。
上世纪30年代，是潮州手拉朱泥壶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当时潮州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稳定，饮茶风盛行，壶因茶兴，茶具生产品种丰富，加上潮商下南洋也带去了本土朱泥壶，朱泥壶的发展越发兴盛。不过，随之而来的战乱年代让朱泥壶发展陷入停滞。
“潮州手拉朱泥壶工序繁琐复杂，从选料、炼泥、养泥到拉坯、修孔、装壶把等都需要精心制作。不过，上世纪60年代，潮州却兴起了注模茶壶。”李炳炎说，当时安顺号的第三代传人章永添在长美陶社试制组当技术员，还被派去宜兴学习注模技术，彼时的朱泥壶更注重量化生产。70年代，高温釉下花纸技艺研制成功，茶具都贴上了花纸，此外加上彩瓷手绘茶具的冲击，朱泥壶再次进入低潮期。
1983年后，朱泥壶迎来了一次发展转机，当时来自香港澳门的船员用手表、录音机换取朱泥壶等潮州特色产品，随着朱泥壶需求的增加，枫溪一些制壶老字号的后人开始家庭小作坊生产，产品大多按照海外客户来样定制。“当时泰国、新加坡的壶商会带来有中国传统茶壶造型、款式的彩版书籍，要求壶艺师按此仿制。”李炳炎说。
上世纪90年代，枫溪手拉朱泥壶品牌逐步建立。在展会及作品评比等活动的推动下，潮州涌现出一批手拉朱泥壶的能工巧匠，薄胎光面及厚胎调砂两大特色产品逐步彰显其个性化艺术。到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饮茶的人群越来越多，朱泥壶的产量也随之增加，具有鲜明个性化的朱泥壶越来越受到追捧。
进入21世纪，随着用壶、爱壶、赏壶蔚然成风，人们对朱泥壶的欣赏水平也日益提升。这一时期，壶艺师不断研制和创新，在传统上土水的基础上摸索出磨光及压光的新技法，使朱泥壶的精致性及器表光润度提升了一大档次，达到国内壶艺的先进水平。
2009年，潮州手拉朱泥壶入选第三批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潮州手拉壶再升级，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8年，潮州手拉朱泥壶还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如今，潮州手拉朱泥壶的从业人员已达一千多人，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朱泥壶制作队伍，潮州手拉朱泥壶逐渐得到外界赏识，正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如何更好地传承和 发展潮州手拉朱泥壶
李炳炎：既要坚持传统工艺，又要迎合新时代的美学经济
随着现代人用壶、赏壶、爱壶蔚然成风，人们对潮州手拉朱泥壶也寄予了更高的期望。那么，潮州手拉朱泥壶该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李炳炎认为，要坚持使用潮州特有的朱泥原料进行制壶，同时保持手拉坯成形的传统，传承潮州手拉朱泥壶文化。潮州本土的朱泥矿储存量很大，却缺乏较为专业的炼泥技术，使得朱泥壶产业链在源头上出现断层。李炳炎建议，潮州的部分瓷泥厂可带头对朱泥原料进行加工，通过机械化规模化的制作，为本地提供高质量的朱泥，补全产业链在朱泥原材料的缺失，推动朱泥壶产业做大做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对追求美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茶客对壶的美感要求也不断提升。”李炳炎说，茶客对朱泥壶的热爱，使壶不单单只是泡茶的必需品，更是具有艺术价值的收藏品。李炳炎认为，要对传统朱泥壶文化进行创新性发展，迎合新时代的美学经济，提升朱泥壶产业的附加值，创造出更丰富多彩的作品。同时，打造潮州手拉朱泥壶城市品牌，提升朱泥壶的知名度，进而提高潮州整体的审美力。
（本报记者 郑新培 实习生 吴钿）
诗与壶 香如故
巧俊先生的新作《诗与壶》一书定稿之时，恰好我在潮州。此书写的正是巧俊先生与潮州手拉朱泥壶大师章海元因壶而结缘，因壶而交深，因壶而携手蜚声业界的佳话。
巧俊以文化人的视野和想象力，引领章海元的创作灵感；章海元以制壶大师的高超技艺将巧俊的诗意构思变成一把把壶，以壶的形式表达诗的意趣。两个翘楚于各自领域交流、合作，开拓了文化人与制壶艺人联手创作的先河。说开了先河，是因为自古以来，壶没有形成过体系，而“诗与壶”系列作品就填补了这个空白，从而更为世间创造性地留下了承载诗意的壶——虽然，这些壶身上不曾刻下一行诗句，但诗韵、诗境、诗意却呼之欲出，扑面而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不言一声，自显风骨。
一撮茶入壶，一杯水入喉，壶中流淌出的，除了清香盈室的凤凰单丛的茶香，还有绵延不尽的诗的幽香。在诗境里赏壶，在壶艺中品诗，诗与茶一同入喉，这便是巧俊和章海元大师携手，要带给世间的诗意与温柔。
壶惊艳了世界，诗温润了情怀，诗与壶旷世相守，机缘相投，壶中有诗，诗里有壶，一壶在手，茶香盈袖，诗意葱茏。《诗与壶》，一本解读壶艺的书，一本将诗情画意和壶一同推送到读者面前的书，懂壶的巧俊先生从容驾驭，娓娓道来，并引人入胜。
壶，泡茶是第一功能，把玩、赏鉴是更高层次的功能，收藏则是最高一级的功能。只是赏壶是有门槛的，是需要人引进门的。不然，一把好壶，落入寻常人家，像千里马“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遇见伯乐之前，千里马被役使拉大车，如何能显出它日行千里的风采？好壶亦然，落在庸常之人手中，不过就是一把泡茶的壶，与大碗泡茶无太大区别。
巧俊先生懂得赏壶、鉴壶，他懂得壶的制作工艺，知道制壶用料的讲究，他研究壶的前尘往事，他可以从壶型上看出制壶艺人手法的圆熟和高妙，他甚至能读出壶中表达的未言之义。
巧俊先生曾经是诗人，又深耕壶艺二十余年，与壶艺人互为师友，他养壶、藏壶、赏壶，为壶取名解读，并亲自设计壶。因此《诗与壶》这样的书，巧俊先生才能写得得心应手。
巧俊先生研究潮州手拉朱泥壶，著书立说，发微探幽，让潮州手拉朱泥壶的名声越来越大，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朱泥壶，进而喜欢朱泥壶，再进而收藏朱泥壶。
此前，巧俊先生与章海元大师携手，创造了一把把得其形而彰其神的壶，现在，两人又联袂贡献了《诗与壶》，这是读书之福，也是饮茶者之福，更是朱泥壶之福。
(宋家根)
款印对壶的价值
款印对壶的意义除了价值，还有文化艺术。江苏宜兴紫砂界大都对款印很讲究，拿印章来说，方寸之地，往往能表现出艺术的水准，能表现出制壶者的内涵与境界。吴昌硕说:“一方印章犹如一个人体，肢体躯干必须配置得当，全身血脉精气尤应贯通无阻，否则就易陷于畸形呆滞，甚至半身不遂。”好的印章要疏密自然、有纵有收，还要呼应有情、相衬相生。
艺术是相通的，制壶的原理又何尝不是如此？嘴、钮、把必须配置得当，均衡协调，形、神、气三者融会贯通方可称为佳作。从古至今，任何一个壶艺大家，没有一个不对款印不讲究的。但是当今潮州制壶者众，对款印讲究者寡，这是潮州壶与宜兴壶的又一个差距。我把这两地的壶作了一次对比，从印章的篆刻艺术水平，盖印的章法等进行比较，发现宜兴壶的印章大多是人工篆刻，且名气越大，印章艺术水平越高，盖的越清晰有力，可谓“方寸之间，气象万千”。而潮州壶不少是电脑刻的印章，千遍一律，呆滞无灵动感。还有的在壶底盖的印深浅不一，有的甚至是歪的，一把好壶，印没盖好，同样是缺憾。
如果研究中国的壶艺史，不可不研究壶上的款印史，而顾景舟先生是近代壶艺界最值得关注的。顾景舟从做壶始，他对款印都是非常讲究，除自己篆刻，还请名人篆刻。就是在“文革”时期，他也不随大流，而是坚持有个性的印章，那时他所在的紫砂厂，打的都是千篇一律的“中国宜兴”木印，顾景舟嫌这印章刻得太糙，太缺乏艺术性，他请镇江的金石家朋友专门治了一方儒雅、清秀之印。在顾景舟看来，印款之于紫砂壶，理如书画之印款，如果做不到相得益彰，那是对艺术的作贱。可惜的是潮州不少制壶者，至今也没有悟到这个道理。记得10多年前，去看一名家的壶，其壶形美，有神韵，但看壶底之印却让人叹息，后来我请天津一知名画家，为这名壶艺师治了一方印章，让他的壶多了文人气息。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顾景舟为徒弟们做了一个实心的“供春”紫砂母模稿壶坯，木模师乐泉生是个细心人，他用一个多月把实心的壶坯一点一点挖空，壶壁只有薄薄的一层，形如拍打的一样有神，连顾景舟看后也惊叹。顾景舟不仅给他配了壶盖，还给他盖上“景舟”印款。要知道这个印，如果他自己没有做到上品壶也舍不得打这印，因为这印是徐悲鸿的弟子、知名画家黄养辉给他刻的。
说起印，不得不讲一个人，那就是吴昌硕。
吴昌硕说:“人说我善作画，其实我的书法比画好，而我的篆刻更胜于书法。”事实是吴昌硕的篆刻更有个性，主要表现在气势酣畅、注意变化、多样统一等方面。书画家与收藏家大都喜欢研究吴昌硕篆刻，然而壶艺师更应该研究吴昌硕篆刻中的章法、布局、变化、气势……从而让壶文气充沛，古韵厚重。
（洪巧俊）
